第五百一十二章 思潮 (第3/3页)
“好一个——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汪与立抚掌大笑,他早就觉得胡季犛是个妙人,这番话很有治体论的神韵,治体论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但茶会的另一拨人却未见得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来自关中的杨氏关学门人。
关学是宋代张载创立的代表关中地区的学术流派,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大抵经历了几个阶段,即极盛于北宋,靖康之变后不久,关陕便沦陷于金人之手,从此学术始终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若非关学杨氏几代人苦苦坚持,恐怕早就已经断了传承了。
杨氏一门,是如今关学的代表人物,杨天德、杨恭懿、杨寅三代人极力倡导关学精神,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学术主张,正是这三代人的努力,才让关学在元代尚未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不过关学大复兴,从历史进程来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学者冯从吾给关学编的学术谱系,也就是《关学编》,别说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学派连个影子都没有,就算是那位被称为“容思先生”的边地戍卒之师段坚,这时候距离出生还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关学现在扛大旗的,还是杨氏的大猫小猫三两只。
可今日的关学掌门人杨敬诚,跟一百年前的祖辈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学术地位罢了,名头虽大,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关学真的振兴,哪轮得到曹端年纪轻轻就“声震关陕”?
说白了,真论实力比曹端都差得很远呢。
但关学是有传承的,而且现在杨氏关学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崇古。
如果但从学术光谱上来看,现在的关学跟宋代的关学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倾向于姜星火那位诛十族的师爷,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论。
方孝孺在《宋学士续文粹序》一文中,曾对洪武朝的社会风俗是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从中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洪武时代,风俗正处于一个复古的时代。
这种复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稳定的道德社会,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张的“去胡化”运动.从法理上讲,铁木真当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统是从大元继承的,而从情感上来讲,则要全面地恢复汉人衣冠礼乐,因此洪武朝的复古风气,起于正彝伦、行先王之典,再通过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等手段,以确立一种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也正是洪武时代持续了三十年不遗余力的复古运动,正是因为老朱对三纲五常有整顿之功,所以靖难之时,才有那么多为建文帝死难的忠烈之臣。
杨敬诚缓缓说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朴,今人之性,则变得狡伪;古人风气,大多刚毅,今人风气,则变得颓靡;古人好学乐善,今人弃道乐谤;古人勤俭务本,今人骄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逊,今人浇顽斗讼依我看来,今日之世风不如古之多矣。”
胡季犛就不好接话反驳了,但曹端并无顾忌,他这人坦诚,说话也比较直,只认道理,不认其他。
曹端开口道:“若论古人,少有能古得过春秋战国吧?”
“可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有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春秋之古风,战国不存也。”
因为是私下学术交流的茶会,还是金华学派主办的,所以看在汪与立的面子上,曹端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意思也很明显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战国都不是一码事,杨敬诚说的那些,不过是“古人滤镜”罢了。
怀旧,不代表旧的真那么好,让他回到过去的时代,同样能挑出来一堆问题。
当下的永乐时代,正是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变迁,思想文化开始由洪武建文时期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
杨敬诚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驳倒,他反倒恳切地举了两个例子。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世风日下,确实非是我危言耸听。”
“譬如关中乡梓,我听祖辈说,从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归者,间里互相慰劳啧啧高之,极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罢官归乡的人,乡人只艳羡其怀中金帛,若是空手而归,反遭耻笑,这难道不是一例吗?”
曹端怔了怔,顺势说道:“正因如此,国师才要整顿吏治。”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了吗?”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吏风的根由,还是在世风上,这一点我是认胡祭酒所言非虚的。”
杨敬诚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话本上说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见了面,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除非说得天花乱坠,只当耳边风过,这难道是我乱说的吗?”
吏风、世风、学风,互相纠缠,委实无法单独拆分,一旦说起来,难免有些越界的地方,这场茶会的众人,都不是胆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谈了。
正在茶会逐渐进入到诗文环节的时候,外面却忽然有消息打断了茶会的进度。
非是旁的消息,却是宫中发下来的诏令。
诏令不长,信息量却很密集。
“近岁以来,士风浇漓、官箴刓缺。
钻窥窦隙,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党,公事挤排之术。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
《书》有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朕初继大统,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遗命,自当深烛病源,亟待铲除。
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奋说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有退食自公之节,于是朝清政肃,道泰时康,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胶守故辙,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实不敢赦尔。”
祸事了,您说这太祖高皇帝这么多“祖宗之法”,别的您怎么不学呢?偏生要学大力整顿吏治,这时候您想起来祖宗宪典了。
嗯,薛定谔的祖宗之法。
但是显然,来自宫中的诏令,也是某种讯号,意味着随着这几天《明报》上舆论的发酵,已经开始有反馈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显,其他都能争论,但吏风这一块,是这次行动的主题,这个就别争了,你们也别想靠着舆论就能阻止整顿吏治的工作。
这样的定性,显然跟胡俨、杨敬诚认为的“吏风与世风息息相关”的观点相违背,但这就属于主办方下场定规矩,硬要二分开来,倒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了。
而像是金华学派和关学举办的这种茶会等类似性质的学术交流,这几日在南京可谓是数不胜数。
围绕着这个广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会命题,不同的思潮、学派之间,开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关键的今年还是科举年,外地举子刚来南京就碰上了这种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烧楼塌我拍照”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热烈氛围中,几日后的国子监,也是马上要迎来了双方不同意见代表之间,对于“吏风、世风、学风”的论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