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下） (第2/3页)

    舒雨霏说，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汪丰韵了，她现在怎么样，听说嫁人了是吧？

    汪亦适说，是的。

    舒雨霏问，嫁了个谁？你二姐那么漂亮，又有文采，一定会嫁个如意郎君。

    汪亦适说，我也没见过，听说是一个军官，那个人跑到台湾去了，二姐又回到梅山了。

    舒雨霏说，亦适说定了，我跟你去梅山。我要去看看你二姐。

    汪亦适说，山高路远，诸多不便，大姐你还是等以后交通发达了再去吧。

    舒雨霏说，我去省里进修之前，给了一个礼拜的假，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为什么不想带我一起去？小时候你见到我就缠着我给你讲故事，难道忘了？

    汪亦适说，我怕你走不动，再说，山里还有匪情。

    舒云舒灵机一动说，有了，爸爸不是说要到梅山找汪伯伯商量建药厂吗，至少有马车，你们跟着爸爸，人多势众，彼此也有个照应，岂不两全其美？

    汪亦适不说话了，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没有马车，回趟家至少要徒步两天两夜，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06

    郑霍山被判劳教三年。判了劳教的郑霍山又回到了三十里铺，还是脱砖坯。郑霍山再也没有办法偷奸耍滑了，因为楼炳光比他更惨，他被判了劳改，而且判了十年，属于重刑犯人，连砖坯都不让脱了，关在窑里烧砖，比脱砖坯要劳累得多，也危险得多。

    郑霍山之所以被判劳教，除了现实表现不好以外，又被人揭发出许多反动言论，这些言论其实是过去说的，多数都是牢骚话。

    关于郑霍山的牢骚话，有不少故事，其中有一个还比较著名。那还是在刚到三十里铺不久，起义学习班里有个人犯了羊角风，卫生所的医生没经验，手足无措，有人向管教人员报告，说郑霍山有祖传秘方治疗这种病，管教干部就把他叫了过去。其实这是有人故意为难郑霍山的，郑霍山的家庭是中医世家不错，但是强项在治疗肾病，而郑霍山本人学的是西医，动刀子打针的。好在郑霍山也懂点中医，脑子聪明，融会贯通，过去一看，把把脉，翻翻病人眼皮，掰开嘴巴闻闻，然后伸手向管教干部一摊掌心说，拿来。

    管教干部不解其意说，拿来什么，我不知道拿什么药。

    郑霍山说，不是药，是证明。

    管教干部更加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证明？

    郑霍山说，好人证明。

    管教干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想了半天才说，哪有这个证明啊，天底下有这种证明吗？

    郑霍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没有好人证明，我为什么要给他治病？我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坏人？我要是给坏人治好了病，那我不是帮凶吗？

    管教干部说，他是起义者，是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能证明他是好人。

    郑霍山说，空口无凭啊。就算你能证明他从前是好人，但是你能证明他以后还是好人吗？我要是把他治好了，他以后欺男霸女怎么办，杀人越货怎么办？

    管教干部说，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逻辑！你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哪有先证明是好人然后才给人治病的，真是天下奇闻！

    这句话被郑霍山钻了空子。郑霍山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共产党说话不能信口开河啊！你说我是医生，那好，我现在就给他开方子治病，但是你得保证让我到医院里坐堂问诊。哪有医生天天脱砖坯的？我这双做手术的手，现在变成了泥瓦匠的手！

    那个管教干部被郑霍山出了个难题，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

    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

    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

    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

    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

    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

    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

    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

    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后来的被动。

    担任医政处的副处长之后，肖卓然有过短暂的情绪低落时期，并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觉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有差距，对于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怀疑。但是随着定编定岗，随着机构制度的健全，也随着医疗设备的添置，医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工作任务多了起来。事多了，人忙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他现在负责整个医院的业务计划、医疗监督和业务培训，只要有重要的医疗活动，譬如为皖西党政军干部体检、征兵体检，组织医疗队奔赴工厂、乡村和部队基层，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落实者。丁范生和秦莞术对他都很放手，秦莞术说他是一线指挥员，丁范生干脆说他是参谋长。

    出现在医院里的肖卓然，通常是这样一副形象，里面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偶尔，他也会到诊室里为病人看病，还做过几例手术。不过多是小手术，譬如挖鸡眼，割痔疮、阑尾之类。他原来学的也是外科，偏重骨科，跌打损伤、错位脱臼之类的小毛病，治起来不在话下。他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很善于为自己寻找平衡，政治上的失落，很快就在业务活动中得到了弥补，因而，他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汪亦适坚持不离开705医院，给肖卓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向丁院长和于政委汇报汪亦适的态度时，丁范生说，我看可以，汪亦适这个人老实厚道，当军工没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坚持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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